于此我们也就知道，人类的经验是多么微妙脆弱，经不起半点删削压缩，这样的经验原本可以成为明确的路标，引导我们走出迷途，而人们却是那样漫不经心，随手即将其弃置一旁。事实上，许多文学作品和戏剧就其题材而言，与早报上的花边新闻大同小异，若是取了花边新闻的形式，最初又是在餐桌边读到，我们会毫无反应，而这些作品恰恰早已被证明是根本无法删削压缩的。

维罗纳一对年轻恋人的惨剧：一青年男子误认恋人已死，自杀身亡。其恋人苏醒后见情人一命呜呼，亦以身殉。

俄国一年轻母亲因家庭纠葛投轨自杀。

法国外省一年轻母亲因家庭问题饮药身亡。

——此等消息实在平淡无奇。然而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福楼拜等却以其卓越的艺术告诉我们：即使琐碎如花边新闻中的罗密欧、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故事，亦有深意存焉。只要脑子正常，任何人皆可从中看出，这是些配得上伟大作品、有资格登上环球剧院舞台的人物，而一眼望去，这些人物与维尔邦涅大街冲向电车的那匹马，与奥贝那位触电身亡的佩热尼先生，似乎毫无差别。由此普鲁斯特宣称，艺术作品是否伟大与其取材如何毫无关系，而与对题材的处理则息息相关。进而他还断言，以艺术的眼光，即芥子之微亦可见须弥之大，我们会发现，甚至报上的一则香皂广告，也可以像帕斯卡尔的《沉思录》一样，令人回味无穷。

布莱兹·帕斯卡尔生于1623年，自小即被目为天才（并非仅仅是其显贵的家族自相标榜）。二十岁时他已弄通欧几里得的三十二条定理，继则穷究数学，测算大气压力，制作计算器，设计公共马车。染上肺结核之后他还写了一部为基督教辩护的格言集，这部语带悲观却文采斐然的书，即是鼎鼎大名的《沉思录》。

《沉思录》的价值不言而喻，我们从中获得启示也丝毫不必惊讶。此部大作在文化史上自有其不可动摇的地位。它令我们生出此想：若是掩卷之后仍不晓其价值，应责备的不是作者，而是我们自己。当然《沉思录》的妙处我们还是看得出，因为此书所论具有普遍意义，文字引人入胜且有某种现代的简洁。“我们并非总是挑那些出身高贵者当船长，”——有一则格言这样写道。这是对世袭贵族的抗议，如今我们自不难欣赏其中的冷嘲热讽，而在帕斯卡尔的时代重门第而不重才能，此种言论真称得上惊世骇俗。帕斯卡尔在此一语双关，以航海喻政治，不动声色地讥刺了某些人仅因出身世家即能身居高位的陋规：出身贵胄者或许会反唇相讥，就算他们连乘法口诀都拎不清，到了七乘几便一筹莫展，他们命中注定还是会独揽大权，你又奈何？——帕斯卡尔时代的读者也许会惧于此等盛气凌人的声势，不敢与之争辩；但若是有位对航海一窍不通的公爵要充船长领他们过好望角，再以类似的说词作论据，他们恐怕多半就不会逆来顺受，听之任之了。

再来看看普鲁斯特说的香皂广告吧。这离帕斯卡尔引我们进入的精神领地何其遥远！画中的长发美人喜不自胜，一念全在香皂。但见她手捧前胸，身边即是铺了软垫的首饰盒，盒中与项链在一处的，居然是码得整整齐齐的香皂。

肥皂泡予人的快感当真能与帕斯卡尔《沉思录》予人的启迪相提并论？这似乎不大说得通。当然也非普鲁斯特本意。他只是告诉我们，即使微末如香皂广告者，也可成为我们沉思的起点，由此直趋深处，其所获或者不下于《沉思录》中那些已然充分表达、充分展开了的思想。此前我们不会对肥皂之类遥想深思，也许是由于因循的观念，这种观念认定思想只可见于此，不可见于彼；也许是起于心灵的麻痹，岂不知正是心灵的力量指引福楼拜将一则少妇自杀的花边新闻升华为《包法利夫人》，也正是心灵的力量令普鲁斯特在他那部巨著的开头就睡意蒙眬的状态整整写了三十页。

普鲁斯特之耽于深思，我们于有关他阅读的另一事例中亦可见一斑。他的朋友莫里斯·多布雷告诉我们，当其难以成眠之时，马塞尔最喜欢读的，竟是火车时刻表。

火车时刻表

普鲁斯特在其生命的最后八年根本不可能离开巴黎，对这样一个病人，关心圣-拉扎尔车站的火车何时发车，可说毫无意义。然而普鲁斯特不仅读，而且还读得津津有味，如同那是一部写乡间生活的引人入胜的小说。单是时刻表上外省火车站的站名，即足以引他浮想联翩，据此他能想象出一个鲜活完整的乡间世界：农舍里家庭生活的活剧，乡下官吏的胡作非为，以及田间的劳作。

普鲁斯特辩称，如此陶醉于随心所欲的阅读，正是作家的典型特征，惟真正的作家才会对那些看似与伟大艺术了不相关的东西深感兴趣，流连忘返。作家正是这样一些人，对他们而言——

不拘外省剧场一场拙劣透顶的音乐演出，或是高雅之士以为可笑之极的晚会，都能唤起回忆，且引人心醉神迷，浮想联翩，大剧院上演的大戏或圣日耳曼区举行的迷人晚宴则未必有此效果。在雅人看来，火车时刻表不过是不得已翻翻的印刷品，然而对他而言，火车时刻表上北方铁道站的站名却远比煌煌哲学巨著更有意思，这表上满是些他从小到大没听说过的地名，他喜欢想象自己在某个秋日的傍晚到了某个车站，下了火车，时已深秋，木叶尽脱，空气里弥漫着秋天清冷的气息。高雅之士不免要出言相讥：才华过人而耽读此类垃圾，真是愚不可及。

——纵使不能说“愚不可及”，也总是大悖常理吧。刚认识普鲁斯特的人，常会产生这样的印象。普鲁斯特往往会问生活中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诸如日常用品广告、巴黎到勒阿弗尔的火车时刻表之类，但有谁没事干，尽琢磨这些没要紧的事？

1919年，年轻的外交官哈洛德·尼科尔森在里兹饭店的一次晚宴上经人介绍，与普鲁斯特相识。其时一战刚刚结束，尼科尔森作为英国代表团的成员，随团参加巴黎和会。他对自己的使命颇感兴趣，然而他发现，普鲁斯特对此事的兴趣较他尤有过之。

在日记中，尼科尔森记下了那天的晚宴：

一次盛宴。普鲁斯特面色苍白，脸形瘦长，胡子没刮，不修边幅。他不住地问我问题，让我告诉他会上工作是怎样进行的。我说：“是这样。通常我们是十点开会，身后是秘书……”他马上说：“请别，请别，这样说太快了。从头说吧。您乘的是代表团的车。您在外交部下车。而后沿楼梯而上。接着您来到大厅。好吧，接着说。请精确一点，我亲爱的朋友，请精确一点。”于是我只好事无巨细，一一道来。什么装模作样的外交礼节，什么握手寒暄，地图，翻动文件发出的声音，隔壁房间里的茶水，杏仁饼干……总之什么都说到了。他听得津津有味，不时还要插上一句：“精确一点，我亲爱的先生，请别太快。”

“别太快”似乎是普鲁斯特的口头禅。“别太快”的好处是，当我们玩味事情的过程时，这个世界会变得更有意思。尼科尔森原本三言两语就将早上的事交待了（“是这样，我们一般十点钟开会”），现在则说到了握手、地图、翻动文件发出的声音，说到了杏仁饼干。那杏仁饼干尤其值得一提，它可视为普氏“别太快”之说的一个极好的象征——如果我们行色匆匆，就不可能留意到它诱人的香味。

少一点贪欲，多一点体察，放慢了脚步的我们就会变得更有同情心。再想想那位不知所措的梵·布莱伦伯格，我们提起那桩弑母案时，就会将心比心，而不是嘀咕一声“疯子”就将报纸翻到下一页。

其实这样延展思绪，不惟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罪案，即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也大有好处。普鲁斯特的叙述者曾以无比冗长的篇幅来描述面临抉择时的优柔寡断，他不知是否应向女友阿尔贝蒂娜求婚，有时他觉得离了她自己就活不了，有时又确信自己根本不想再见到她，——真是痛苦万状。

若是在前述“全英普鲁斯特梗概大赛”中要求概述这一段，娴熟一点的参赛者不到两秒钟就可将其搞定：“年轻人不知他是否当求婚。”虽说没有简短到这地步，书中叙述者收到的那封信却也有同样的效果。此信是他母亲寄来，信中提及他在婚事上的举棋不定，首鼠两端，其措辞令他顿觉自己夸饰可笑：此前那样思前想后，分析来分析去，真是小题大做，何苦来哉。读罢此信，叙述者对自己说：

我一直在想入非非，事情其实很简单……我是个优柔寡断的年轻人，不过是个再寻常不过的结婚问题，就为了结婚还是不结婚，花上那么多时间。而对阿尔贝蒂娜说来，这事根本就没什么特别。

看来简洁的叙述也并非一无是处。我们“感到不安”，我们“想家”，我们“迁入新居”，我们“面对死亡”，或是“害怕撒手”——就这么直截了当。如此这般，倒可直奔主题，远兜远转，大费周折，似乎显得多余。

可是事情通常并非如此简单。普鲁斯特笔下的叙述者读罢母亲的信，过片刻回头再想，就觉他和阿尔贝蒂娜间的事远不像母亲说得那么易于分解，是故他又重新回到冗长，花了几百页的篇幅将与阿尔贝蒂娜交往的前前后后细加追溯（“别太快”），结末还发了下面这一通议论：

如果置身局外，当然可将任何事都大而化之，权作报上飞短流长的花边新闻看。若是事不关己，没准我自己也是如此。但是和阿尔贝蒂娜之间发生的一切我心知肚明，至少我知道自己的所思所想，知道我从阿尔贝蒂娜眼睛里读出来的话，知道折磨我的恐惧，还有我不断就与阿尔贝蒂娜的关系想着的问题，这些全都千真万确，一样也假不了。优柔寡断的求婚者，没指望的婚约——外人眼中，我的情形也许就是这么个老套的故事，就像一位熟极而流的记者看罢一场戏，马上就塞给我们一篇报道，以易卜生某个剧本的主题将那出戏一言道尽。但是，有些东西注定是那报道不能尽言的。

这一课有何教益？他让我们好好去品戏，耐心读报，如同那是悲剧小说喜剧小说的顶尖之作，或者，如果有必要，就花上三十页去写蒙眬的睡意。如果没那么多时间，至少别学奥兰多夫的阿尔弗莱德·安布罗，法斯盖勒的马德莱，对这二人，普鲁斯特曾下过如此定义：“忙得没工夫做手上的事情的‘忙人’，因‘忙’而总是兴兴头头——尽管忙得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