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会拿着放大镜去探究整个体制的缺陷，不合理性，甚至是弊端，然后加以反对。

其实商团加入政府工作，并不是宁波首创的。

早在几个月前，陈炯明打下惠州，兵进广州的时候，广州临时大总统府就发出了一份鼓励粤商参加到政府管理的事物中来。

更早的，就是租借了。

不管是英国人，法国人，在管理租界上，都不得不依赖租借商人的纳税。在西方世界，义务和权利是对等的，所以租借管理上，就不得不将在租借内经商的华商吸纳进入公董局，或者工部局，来行使城市管理者的身份。

尤其是去美国五六年，杨杏佛对西方的社会制度，一点都不比别人少。

明白，西方世界的政府，就是财团的政府，至少也是被财团控制的政府。

但对于在远东，在民国，完全由商团控制的政府，虽然不过是一个市政府，可他总是有点提心吊胆的担心。因为，在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中，商人的利益诉求是完全不同的。

在西方，财团和贵族已经控制了政府上百年，垄断财团的强大财力，将整个国家的经济都捆绑在他们的战船上。但对于东方来说，官僚本位的思想从来就没有改变过，想要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行驶一套看上去和整个社会都格格不入的政体，除了是理想主义者的天方夜谭之外，没有其他的解释。

之所以，杨杏佛来宁波，是因为一个人，正因为他对这个人的清醒认识，才让他勾起了好奇。

如果说，任何一个留学归国的学子都是理想主义者，杨杏佛也找不出反驳的理由。但如果这个人是王学谦的话，他连想都不用想，就回一口认定，这绝对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反而更像是功利主义者。

就王学谦这幅样子，开口闭口，说什么‘奉献’，‘无私’这些话，杨杏佛想想就觉得好笑。当然，他和王学谦也算是朋友，没有丝毫诋毁的意思，只是他认识的比较清楚，头脑比较清醒而已。

可是当王学谦说出‘选举’两个字的那一刻，却让杨杏佛孤独的社会学家似乎嗅到了自由的味道。

回国之后的两年时间里，他就像是来到一片废墟之中，失去王朝的思想禁锢，每一个清醒的人都试图想着用自己的方式去改变周围，改变固有的习惯。但这些看在杨杏佛的眼中，就像是一个被遗弃的流浪汉，除了胸口的雄心壮志之外，眼中却流露出胆怯的目光。

选举？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