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都是通过你的渠道购买的，这件事我知道，报社领导并不知道。

追查机器购进是报社党委决定的，与我们厂里没有关系，党委追的是我们这些印刷公司的管理人员。你如果不想让党委追查，只有一个办法，我向党委领导汇报这台设备是你牵头购进的。”

“别别别，千万别汇报。”

秦科长说：“你们周书记是宣傳部第一副部长，也是我们的上级，他如果把这件事告诉我们处长，处长知道我利用工作之便推销商品，搞不好就把我这个副科长撤了换到别的科室。”

他没有再坚持去查原料库，中午也没有好意思留在印刷公司吃饭。

在市场经济大潮席卷的形势下，热衷于经商的不仅是专职经商的人。还有一些本来是在行政、执法岗位上的政府工作人员，利用自己工作的便利条件，向自己职权管辖到的单位强行推销商品，比专职经商的人赚得还多。

秦科长就是这其中的一个。

他到了印刷公司一趟，并没有阻止住报社上层对三号平印刷机购进的调查。

于人和撑不住了，如实向报社纪检委坦白了印刷机购进的整个过程。

杨士勇在被纪检委找到谈话时也证实了这件事，但表示自己只是为了报社印刷公司避免被秦科长在执法检查中“重点照顾”，没有参与拿回扣分钱。

在经营单位，像杨士勇这种做法不值得提倡，但面对行政执法单位的执法人员，为了单位的正常经营，也不能算是错误，报社没有给对他任何处分。

于人和与秦科长结成了一条利益链，向他提供印刷公司需要购进的原料和生产耗材，参与利益分成，属于严重错误。报社给予行政记大过和撤销副经理职务的处分。

被撤职后的于人和熟悉报纸印刷用的各种原材料，被安排在经营科，发挥其特长。

秦科长不是报社职工，涉案材料由报社纪委转给其所在单位纪检委。

案件材料还没有正式移交，只是报社纪检部门与印刷出版处的纪检部门电话交涉了一次，报社这边就接到了来自工商部门的罚单，罚款单上写的是“《太宁晚报》一九九一年某月某日某版化妆品广告违反广告法规，罚款一百万元。”

次日，又接到了一张内容类似的罚单，罚款一百五十万。

报社广告公司经理温瞳瞳带着两张罚款单和罚单上所指的那两张报纸，来到了市工商局广告管理科，问他们罚款的依据是什么。

广告管理科的科长把